知道了吗？敌人飞机走后，我是第一个下去的。当时房子都烧着了，离房子30多米的地方有两具尸体，也都烧焦了，已经认不出谁是谁。我知道，毛岸英身上有两件标志性的东西，一个是他的手表，一个是手枪。他有一块苏联手表，是他的岳母送给他的；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，斯大林为了表彰毛岸英在卫国战争中的表现，曾送给他一支手枪作为纪念，他一直带在身上。
毛岸英烈士
（赵南起系原全国政协副主席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。）
本文摘自《纵横》杂志2010年第8期
“毛泽东的儿子也得抗美援朝”
1950年10月19日，我跟随彭德怀司令员，开赴朝鲜战场。
志愿军总部最初设在朝鲜北部山区的大榆洞，居住条件十分简陋。大榆洞有一个废弃的金矿，矿洞口不远处，一栋两间的简易房，是彭德怀的办公室，彭总在那儿吃住和办公。离此不远处是一栋三间的房子。中间的大房间是大通铺，十五六个参谋住；两头各隔开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：东头是作战处的处长丁甘如和副处长杨迪住；西头是我和毛岸英住。我住这个房间本来是不够条件的，但由于毛岸英是俄语翻译，我是朝语翻译，两个人住一起，工作起来方便一点。就这样，我升格了。
毛岸英是1950年10月22日晚上入朝的。他先住进去，第二天我才搬进岸英同志的房间。这是一个13平方米的小住处，放着两张行军床，有火车硬卧那么宽。我发现里面已经住了一个人。他身材比我高一点，大概一米七八左右，挺魁梧，长得也帅。我俩年龄相仿，都是20多岁，但是他看起来举止庄重，显得很成熟。
因为是初次见面，我就先介绍了一下自己，然后问他：“您贵姓啊？”他看了我一眼，说“我姓毛”，也没说叫什么。我说：“跟你住一个屋我很高兴，希望你能帮助我。”我先把自己的经历说了一下：我是干什么的，怎么来的，等等。然后他说：“不瞒你说，我叫毛岸英。”那个时候也没电视，我从广播里听到过这个名字，觉得耳熟，但也不敢乱猜。他看我愣住了，就说：“我就是毛主席的儿子。”我很惊讶，他又说：“毛主席的儿子也得抗美援朝啊。抗美援朝，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份责任，毛主席的儿子也不能例外！”我听他说得很到位，起点也挺高，心里很佩服。
我俩就这样认识了。从那天到11月24日上午10点多钟毛岸英牺牲，我俩共相处31天。
志愿军的第一个“志愿兵”
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的身份是彭德怀办公室的秘书兼俄语翻译。虽然是彭德怀的秘书，但并不参与作战。另外，俄语翻译的工作也并不是很多。毛岸英经历十分丰富。他从小吃苦，8岁的时候就随母亲杨开慧一起入狱。杨开慧牺牲后，他在上海过了几年流浪的生活。后来又被送到苏联学习。苏联卫国战争时期，毛岸英主动要求上战场，他曾在一支坦克部队中担任连队的政治副连长(相当于指导员)，随大部队一起进攻柏林。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，毛岸英回到中国，毛主席又让他去当了两年农民。全国解放以后，他又下工厂当工人。那个时候，中国实行向苏联“一边倒”的外交政策，毛岸英是苏联的大学毕业的，又当过兵，回国后当干部足够资格。可他入朝前只不过是一个总支书记。我小学毕业，他大学毕业；我入朝时才革命5年，他从小就革命；我23岁，他比我大5岁。我当时已经是县团级干部待遇了，可他跟我一样，也是县团级干部待遇。
毛岸英在政治上很成熟。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“志愿兵”。我们这些首批参加志愿军的，都是组织决定、个人服从。在当时，对个人而言，到朝鲜意味着可能死亡。可毛岸英不一样，没有任何人、任何组织要求他、动员他，而是自己主动找到彭德怀，请求参加抗美援朝战争，这得到了他的父亲毛泽东支持。按照他的话说：“毛主席的儿子也得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。这是全民族的任务，不能因为是毛主席的儿子就例外。”
跟他住一起的时候，我发现，毛岸英的上衣口袋中总是装着一张女同志的照片，空闲时他就会拿出来看上几眼，晚上睡觉前更是小心翼翼地将照片放在枕头旁边。我不知道他已经结婚，就问道：“是你的对象吧？”
毛岸英非常自豪地说：“不是对象，是老婆。”说着，把照片递给我，“看看，怎么样，漂亮吧？”
此时我才知道毛岸英是新婚燕尔。他的妻子叫刘思齐。毛岸英每次谈到自己的新婚妻子，总是眉飞色舞。我看得出来，他俩感情很深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毛岸英入朝前夕，刘思齐正在北京医院住院。他没告诉妻子自己要到朝鲜去，只说“我这次出门时间长一点”。入朝后，虽然志愿军司令部和国内的电报往来不断，国内来人也不少，可他一直没给她写信。他感到，不告诉她不好；告诉她，又怕她担心。他还说：“父亲常说：战争时期，儿女情长，会误大事的。”
从来不以毛主席的儿子自居
在日常生活中，毛岸英非常平易近人，一点儿架子没有。他说：“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毛主席的儿子，就会敬而远之，那我就没办法跟大家接触；我对自己的身份保密，就能跟群众打成一片。”尽管彭德怀司令员对毛岸英非常关心，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他，可毛岸英本人却一直把自己看做志愿军总部普通的工作人员，跟大家的关系非常融洽。
他的组织观念也很强。虽然留过学，又有特殊的身份，可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，从来不以毛主席的儿子自居。该自己管的事情一丝不苟，不该自己管的事情从来不指手画脚。
有件小事给我的印象很深。我们俩都是团职干部，按照规定，两名团职干部有一位公务员负责日常勤务。派给我们的公务员才18岁，刚参军不久，他负责给我们打洗脸水、烧开水、扫地等。当时我们的驻地在山上，要到山下取水，小战士走一个来回要一个小时。山路崎岖，遇到飞机的话就更加危险。毛岸英看他来回跑很累，而且担心他的安全，就跟我商量说：“咱们节约用水吧。让他一天只打一桶水，不要两桶了。”于是，我们早晨洗脸、白天喝水、晚上洗脚，都用这一桶水。一茶缸水，都想象不出他是怎么用的：先用三分之一左右的水刷牙；剩下的多半缸，先喝进去，不咽下，再往外吐，一边吐一边洗脸。这样，一缸水，刷牙洗脸都有了。虽然这是一个极小的动作，却令人非常感动。
毛岸英同志牺牲经过
毛岸英同志是1950年11月24日牺牲的。前一天，敌机到大榆洞侦察了三次，我们估计第二天可能会有事儿。24日早晨天还不亮，我们简单吃过早饭后就都上山了。
上午10点左右，四架美国飞机钻出云层，掠过了大榆洞。敌机过后，警报没有解除，我们仍待在山上。这中间，毛岸英不顾生命危险，下来处理急件。处理完以后，他可能想去再找点吃的。现在的人根本想象不出我们平时吃什么。那天早上没有饭，吃的是高粱粥，还不是高粱米粥，因为高粱的皮都还没有褪掉。那时候根本没吃的，只能找点高粱熬粥当饭。高粱皮都还没剥开，吃进去后，拉出来的还是高粱。所以，毛岸英处理完文件以后，可能到彭总那儿找点吃的。有些人光强调后面这点，说弄饭时被炸死了。其实不是，是处理公务，完了以后饿了找饭吃。
就在几分钟后，敌机突然返回，直接瞄准洞口的两栋房子，一个俯冲下来，投下了凝固汽油弹。瞬间，这两栋房子变成了火海。我马上意识到，岸英同志下去以后没回来。我的第一反应是：出事了！
敌人飞机走后，我是第一个下去的。当时房子都烧着了，离房子30多米的地方有两具尸体，也都烧焦了，已经认不出谁是谁。我知道，毛岸英身上有两件标志性的东西，一个是他的手表，一个是手枪。他有一块苏联手表，是他的岳母送给他的；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，斯大林为了表彰毛岸英在卫国战争中的表现，曾送给他一支手枪作为纪念，他一直带在身上。我根据这两样东西，终于辨认出毛岸英的遗体。后来管理处的处长叫来十几个人把遗体用白布包起来，就地找了一些木板，简单做了一个棺材，临时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——大榆洞的一个山坡上。一起牺牲的还有彭德怀的一个作战参谋。
我们马上向彭德怀报告。彭总非常沉痛，他马上打电报给中央，报告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经过；并带领司令部的全体成员，到毛岸英墓前哀悼。彭总沉默了许久，之后才说了两句话。“毛岸英同志是第一个向我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，是一个好苗子。”这是第一句。又说：“岸英同志牺牲了，我怎么向毛主席交代？”看得出来，他老人家十分悲痛。看到这种情景，我们在场的都落泪了。
志愿军总部后来接到军委的电报，电报中没提毛岸英的事，只说让志愿军总部的领导无论如何要保证彭德怀的安全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中央机要办公室主任叶子龙拿到电报后，把电报交给了周恩来总理。总理决定不马上让主席知道。当时主席正在生病，江青也不同意让主席知道。直到元旦的时候，主席才知道毛岸英已经牺牲。
房子都被敌机炸毁了，我们没地方去，就都搬到山洞，彭总也一起搬了过去。那天晚上，彭总脸色很难看，他没吃晚饭，也不说话，一宿都在山洞里面走来走去，时而发出一声长叹。第二天，也就是11月25日，刚好第二次战役开始，彭总又接连三天没睡。就这样，连着四天四宿，彭总一直没合眼。
毛岸英同志牺牲后，关于他的安葬问题，当时有两种方案。一个方案是将遗体运回国内。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做法：师以上的干部牺牲以后一般运回国内，不留在异国他乡。在沈阳，专门有一个志愿军烈士陵墓。另一个意见是在当地安葬。彭总倾向于安葬在朝鲜：那么多的志愿军将士牺牲后都安葬在了朝鲜，毛岸英已经牺牲了，不必再脱离其他烈士。当然，彭总的想法是从大局而不是个人感情着眼。后来请示毛主席，主席跟他想法一样，并说：青山处处埋忠骨，毛泽东的儿子牺牲以后何必离开与他一起战死疆场的战友？朝鲜牺牲了那么多将士，都安葬在那儿了，为什么毛泽东的儿子就要运回来？就这样，岸英同志被安葬在了大榆洞。志愿军总部固定在桧仓后，他的遗体也被转移到那里，直到现在。
就这样，毛岸英——毛泽东的儿子，牺牲在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。我们这些普通人，不仅活了下来，后来都有了老婆、孩子、官位，什么都没耽误；可他却再也没有归来，最后连尸骨也没能运回国……
志愿军撤离朝鲜的时候，我专程去桧仓跟毛岸英同志告别。回国后的10月29日，毛泽东主席、朱德总司令在中南海接见了志愿军代表团。那天，毛主席谈笑风生，讲了很多话，但我只记住了几句。
毛泽东问杨勇司令员：“都回来了吧？”杨司令员起立回答：“报告主席，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已经全部撤离朝鲜。”主席听完，高兴地笑了，说：“好啊，都回来了就好。你们辛苦啦！你们都是英雄。”
听完主席的话，看着他老人家那高兴的面庞，我鼻子一酸，止不住流下了眼泪。我想起了毛岸英烈士，要是他也能和我们一起回到祖国，回到主席的身边，那该多好啊！
1998年6月，我率全国政协代表团访问朝鲜，又专程到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为毛岸英扫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