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绪七年(1881年)6月8日,清朝总理衙门下令,正式撤回全体留美学生。消息传出后,留学生及副监督容闳极力反对,在美国各界也引发了轩然大波——前总统格兰特、作家马克·吐温等人联名致函清廷,希望收回成命。然而慈禧太后与朝中保守派却相信了留学生监督陈兰彬、吴嘉善的谗言,分三批将留美学生撤回,中国近代最早的国家留学运动就此夭折。
随着“洋务运动”的开展,清朝一些官员已经意识到科技、军事人才的严重短缺。因此清廷于19世纪70年代初,就公开选派数名幼童作为首批留学生赴美。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,清朝留学生事业却随着“洋务运动”的起伏而历经波折。针对慈禧太后授意撤回赴美童生一事,历来存在颇多争论,大多数意见仅考虑到保守派的反对掣肘,却忽略了深层因素。在笔者看来,主要有四方面的因素,其中既有清朝、美国双方的客观环境,也有时代进程和具体人物影响。
首先是顽固保守派对“洋务运动”和留学事务的反对,这是事件主要原因之一。虽然洋务派官员提出的主张多是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,并无触动根本制度之意,但在顽固派看来,这都是“用夷变夏”的荒唐行径,更是违背“祖宗成法””的大不敬之举。公派留学作为“洋务运动”的内容之一,很显然会受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。
早在兴办新式学堂之时,就有官员提出派遣留学生的抓长,但因阻力太大无限期搁置;同治七年(公元1868年),容闳游说江苏巡抚丁日昌上奏留学计划未果;同治九年(公元1870年),经曾国藩、李鸿章两位大员联名上书,加上恭亲王奕䜣的支持,赴美留学计划方才得到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首肯,最终予以施行。事实上,为了达成妥协,洋务派被迫同意由保守派官员陈兰彬出任留学事务正监督,思想开化的容闳仅为副监督。
正是洋务派对于顽固势力的妥协,使得后者能够处处插手、阻挠乃至破坏,并最终使得留学事务功亏一篑。说起来,陈兰彬也曾是“洋务派”官员,但他骨子里却泥古不化,他无法忍受留美幼童在行为、思想方面的丝毫变化。他训令众人必须“穿华服,保辫发,守祀孔之古礼。”此外,他还时常向清廷发去奏报,诋毁留学生举止不轨、弹劾容闳将幼童引入歧途,还假惺惺地请求辞去现有职务。
光绪二年(公元1876年),总理衙门下令调陈兰彬为驻美公使,容闳则搭班出任驻美副公使。在容闳和朝中大员的竭力争取下,清廷勉强同意其留任留学生副监督,却推荐了一个更加顽固的“老翰林”吴子登为留学生监督。可以说,自从吴子登上任开始,海外留学生再无宁日。一到美国,他就将所有学生叫到驻地严厉训斥,还公开宣称“各生适异忘本,目无师长,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,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”的言论。任职期间,吴子登与陈兰彬联手攻击抹黑容闳和留学生,要求清廷尽快撤回留学生,国内顽固势力也趁机开展舆论攻势。
一开始,李鸿章还能凭借自身威望制止吴子登的荒唐行径。然而随着流言蜚语日益增多,就连奕䜣也打了退堂鼓,于是以“见异思迁、洋化甚深”为由,通过总理衙门的名义向慈禧太后呈递奏折,恳请将留洋学生一律调回。这一次,清廷当日即予以批准,决定提前召回留洋学生。
然而随着深入分析,我们不难发现,留学事业的夭折与洋务派预期目标未能充分实现有着密切联系。在奏请选派学生留洋之时,曾国藩、李鸿章二人曾明确表示要选择天资聪颖的幼童远赴欧美,用十余年的时间学习军政、船政、步算、制器、舆图、测海,造船等方面的知识,其中军政、船政是最核心的内容。然而美国政府却公然违背此前条约,禁止清朝幼童进入军事院校深造,使曾、李二人的初衷大打折扣,导致洋务派对留学事业的支持日趋动摇。就在召回当年,李鸿章就通过电报向陈兰彬问询:“……如真无功效,弗如及早撒局省费,请速筹定勿辞。”连李中堂都尚且如此,其他人可想而知。
事实上,美国之所以拒绝留学生进入军事院校,是受此时“排华浪潮”的影响,这是最受忽视的重要因素。随着加州金矿开发和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修建,清朝沿海诸省男丁被诱骗至北美从事苦力。在这一时期,美国对华工是持正面态度的,可惜随着淘金热降温、铁路通车,美国西部大量劳工失业,无处发泄的他们被政客利用,将怒火全都施加于华工身上,“排华浪潮”就此掀起。在清朝保守派看来,这恰恰是终止留学事务的借口——以此报复美国出台华工禁约。
最后,终止留学事务也是“洋务运动”发展到达新阶段的现实需要。持续三十余年的“洋务运动”可分为前后两大阶段,前期主要以筹建新式军队、创办军工业为主,后期则以民用工业为重。此时“洋务运动”已发展至中后期,人员极其精确——比如光绪二年(公元1876年)筹建的开平矿务局,本来涵盖采矿、冶炼全套流程,结果因为缺乏矿冶人才,只能单采煤矿。在召回留美学生的一个月前,李鸿章还特意向驻美办事处发去电报,要求后者挑选20人火速前往各电报馆学习,两月后就回国到天津及上海电报总局工作。
客观地说,李鸿章此举主要有两层含义。首先是通过撤回20名幼童来向保守派示好,争取不影响留洋大局,其二则是国内确实急需专业人才参与“洋务运动”。可惜的是,李鸿章聪明反被聪明误,保守派抓住此事不放,反驳其有“不撤而撤之意”,慈禧太后遂顺水推舟地予以同意。
就这样,在上述因素的共同最终下,清朝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们带着愤怒、委屈和不甘踏上回国行程,清朝留学进程遭遇严重挫折。不过我们不能忽视,这场运动对国内守旧风气的巨大冲击、对西学传播的推动作用,日后埋葬清王朝的“辛亥革命”也与他们关系密切。从这一层面而言,近代中国的首次留学事业并非一无是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