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生在1300多年前的白江口海战,是一场很容易被忽略的战争,但它的意义却非常重大。作为中日两国间的首场战事,白江口海战给日本带来灾难性的创伤,使其在此后900多年间再不敢挑衅中国(下一次挑衅中国,要晚到明朝万历帝时期),同时也坚定了日本“以华为师”的学习历程。而率领中国军队取得这场战事胜利的将军,正是鲜为人知的唐朝名将刘仁轨。
这里需要说明一点,日本曾长期被称为“倭国”,唐高宗在位时期,倭国以自己的国名不雅,遂正式改称为“日本”(“咸亨元年,遣使贺平高丽。后稍习夏音,恶倭名,更号日本。”见《新唐书·东夷传》),但在中国的史书当中,依然经常称其为“倭”。
刘仁轨虽然战绩显赫,但却鲜为人知
刘仁轨生于隋朝末年,在贞观年间,逐渐由陈仓县尉递次升迁至给事中,并因直言敢谏深受唐太宗信任。唐高宗在位之初,奸臣李义府依仗着武后的权势,在朝中肆意排挤与己不合者,刘仁轨因为得罪过他,先是被贬为青州刺史,没几年时间又被罢官,以白衣身份到辽东前线从军。
显庆五年(660年)三月,唐高宗为支援朝半岛上的盟国新罗、建立在半岛上进攻敌国高句丽的据点,于是派大将苏定方、刘伯英率水陆大军13万渡海作战,与新罗的军队一起进攻百济,结果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,便攻陷其国都泗沘,俘获国王扶余义慈。
苏定方用了不到半年时间,便击灭百济
唐朝消灭百济后,苏定方率军回国,留下大将刘仁愿留守泗沘,并在百济故地设置熊津都督府。唐高宗本来委派王文度为熊津都督,结果后者在渡海时病故,只好起用刘仁轨来代替王文度统领军队。不久,百济残众在大将鬼室福信的带领下,占据周留城开战复国运动,在迎请王子扶余丰回国的同时,遣使向倭国乞求援兵。
作为百济的庇护国,倭国自然不能坐视它的灭亡,于是在显庆六年(661年),天智天皇不仅派人将扶余丰护送回国,又派出大军挺进朝半岛,意图与唐朝一决高低。倭军与百济残军实现联合后,对留守唐军展开猛烈的攻势,一度将刘仁愿围困在泗沘城,亏得刘仁轨及时救援才脱困。
唐朝征伐百济、高句丽形势图
龙朔三年(663年),倭国派军2.7万人入援,除部分兵力进攻新罗外,主力则向周留城挺进。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,刘仁轨经与刘仁愿商议后,决定利用扶余丰离开周留、迎接倭军之机,兵分两路直捣其老巢。其中,刘仁愿从陆路进攻周留,刘仁轨则率水军从熊津进入白江口,溯江而上夹击周留。
同年八月底,刘仁轨所部与倭国水军相会于白江口,当时倭国与百济的水军共有战船800余艘、士兵4.7万人,而唐与新罗水军却只有战船170余艘、士兵1.7万,场面处于下风。刘仁轨自知本方势弱,于是佯装退却,然后将敌军引诱至提前设好的水阵中,利用船高舰厚的优势,自上而下向敌军战船发射火箭。
白江口海战形势图
倭军虽然船多人众,但由于多是舢板小舰,船小而薄弱不利于攻坚,而唐军皆是艨艟巨舰,舰大而坚利于防守,如今占据高位向下射出火箭,那么倭军便只有挨打的份儿。果然没多久,倭军船只纷纷中招,被撞击沉没、焚毁者极多,士兵死伤不可计数,其鲜血染红了整个海面。此役,唐军四战四捷,大获全胜。
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,四战捷,焚其舟四百艘,烟焰涨天,海水皆赤,贼众大溃。余丰脱身而走。见《旧唐书·卷八十四·列传第三十四》
战后,只有极少数倭军残余突围而出,而扶余丰也逃奔高句丽,百济复国运动就此失败。白江口海战的惨败让倭国极为恐惧,随即将留在半岛的残军撤回,此后900余年间再未敢跟中国交手。不仅如此,倭国因担忧唐朝会乘胜来袭,又斥巨资构筑起四道防线,并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。不久,日本开始大规模学习唐朝的进程,来往频繁的“遣唐使”船便是明证。
日本的“遣唐使”船复原图
白江口海战令刘仁轨声震海内,深得朝廷嘉许,仅仅用了3年时间,便由刺史升为宰相,升迁之快堪比火箭般的速度。此后20余年间,刘仁轨又参与过击灭高句丽、东征新罗、抵御吐蕃等战事,回京后又长期主持长安的留守事务。垂拱元年(685年),刘仁轨薨逝,享年85岁,结束自己极为传奇的一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