知道了吗？朝鲜半岛自进入朝鲜李朝之后，与中国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，成为了藩属国关系中的典范。而用于维系这种外交关系的重要纽带便是使团外交。
从明初开始，朝鲜每年派往北京的使节往往有四五个批次，多时甚至有六七个批次，而且使节名目复杂繁多，每逢冬至、元旦、皇帝生辰、皇帝驾崩、皇帝即位等，朝鲜都要遣使朝觐。一个专业的朝鲜外交官根本就不会在汉城出现，他不是在北京，就是在去北京的路上。
这是怎样的历史盛况啊！
坎坷的朝天燕行之路
以清代的朝鲜使节团为例，除了正式使节、翻译、军官等外，随行人员颇多，多达二三百人，并有一两百匹马。代表着国体的使节团接到命令出发后，在朝鲜国内一路绿灯，当地官员会精心准备食宿和娱乐活动，可是美差一件。
在前现代国家的政治能力下
要治理辽阔的国土并领导周边邻国殊为不易
除了要以多种手段维持与朝鲜、越南等的宗藩关系
在国内也是多种制度并行以维持向心力
(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)
但他们一踏入我国辽东境内，那情况就不一样了。
使团去北京的路线大致可分三段。
第一段是从义州到辽东，第二段从辽东到广宁，第三段从广宁到北京。
尽管清廷下令在使节上京沿线修葺“察院”以供使团住宿，但地方官员对此事却并不上心，再加上没有上头的财政支持，他们往往任凭这些房子颓毁破败。一到雨天，更是房屋渗漏，炕上积水，水深过膝，难以居住。
在国内好吃好喝的朝鲜使团有时因为大雨，甚至只能露宿荒郊野岭。
这朝贡使团走着走着
要是在东北的大山里迷了路可咋整
借住在外时，固然会碰到慷慨大方不计房钱的主人，但更多时候碰到的却是借此上调房价、勒索钱财的房主。如果房钱不能满足房主要求，房主甚至锁住房门不让使团离开。民风如此彪悍，又人生地不熟，使团往往只得多交房钱以求太平。
除了房主店家容易勒索使团外，使团还需要打点一路上所见的清朝军士、官吏，送出去的礼物也价值不小。
路途遥远，人多速度慢
某次使团出使明朝住在某地，一位明朝军官与使团分别时特地派人赠送了一些礼物。使团出于礼节，也把国内带来的扇子和帽子作为象征性的礼物送了出去。来人看到这些礼物后觉得太少，便发怒弃之而去。过了会儿其中一人又再度折回，把扔在地上的礼物捡起来带走。朝鲜使臣见状，不免在日记中大骂此人贪得无厌，不知廉耻。
有时情面上的事也让人发怵。
由于常常借住民家，经常来往中朝，所以有一些外交官与当地民家相熟。而民家也经常以子女许给朝鲜使团随行驿卒、译员等，与他们结成亲家或以义父义子相称。使团过来时，其家必定以酒馔善待，同样使团也需要用朝鲜土特产作为回报。
李朝学者朴趾源就碰到过这种事儿，当时有店主换了新衣服，带着八九岁“面貌悍恶”的女儿出来，叫女儿叩头，希望让他认了这个干女儿。朴趾源当下就拒绝了，表示自己是外国人，“此去后不可复来，造次结缘，他日相思之苦还是冤业”。
朴趾源：不不不我没有
即使朴趾源当时认下这个干女儿，他日返程时又要以“京货”作为情礼送给对方，实在划不来。不过由于这种风俗极为兴盛，很多时候使团成员很难完全避免。
到北京后，使团一般住在会同馆内，即明清两朝专门用于安置朝贡国使团的居所。不过和路上的馆舍一样，这里总是没有好好维护，经常需要朝鲜使团自己掏钱出力进行修葺维护。结果使团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，往往就是为整修房屋奔波。
当然房屋的破败，一方面是清廷管理不善，一方面也是基层官吏故意破坏，逼得朝鲜使团下次再来还得重新修缮，这样便能趁机高价索取各种维修费用。清方管理人员可谓是“生财有道”了。
最后，回家也不太平，使节们免不了被中方护送兵士敲诈一笔。
明代某朝鲜大臣出使北京后回国途经辽东时，闻敌军来袭，便请求辽东都司派兵护送。快到国境时，使臣表示不劳将军继续护送。明军指挥官表示他自己既然受了都司的命令，就应该一直护送到边境。于是明军将朝鲜使团送过边境后，朝鲜为表感谢还特地设宴款待明军将士，并赠送了一些礼物。
结果此后明军养成了惯例，每当使团快过境时，照例会差官兵护送，只是为了享受下朝鲜一方的款待和赠礼。可以说中方人员把敲竹杠的手段发挥到了极致。
“小中华”意识
按照清代的规定，中方官员不得随意与朝鲜使团成员有过多交往，但这些规定却也无法消灭中朝两国文人惺惺相惜的性情。
尽管双方语言不通，但由于朝鲜士大夫会写汉字，双方其实可以笔谈。从《燕行录》文献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朝鲜使团对清代百姓不识前明衣冠，称之为戏服的这些现象，十分鄙夷，俨然有以“小中华”自居的优越心态。
朝鲜著名画师金弘道笔下描绘使节团
出使活动的《燕行图》之一
描绘的是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
“小中华”意识主导下的朝鲜使团当然就更看不上其他国家的使节了。
明万历二十五年，朝鲜人李睟光出使北京时恰好碰上了安南使臣冯克宽。结果双方交流并不友善，李睟光屡屡出言揭安南的老底，令冯克宽颇为难堪。
两国本无外交，但李睟光熟知安南国情，对安南后黎朝、莫朝等国家变革如数家珍，得益于朝鲜使团一定程度上“间谍”的角色。无论哪次使节团出使北京，使者都要事无巨细地记录日常生活，包括记录中国政治局势、社会文化、民间风俗、其他朝贡国国情等等。
有时碰到俄罗斯人前来进贡，朝鲜人针对他们异样外貌，讥其为“大鼻鞑子”，不愿与之一同住会同馆，宁愿搬出去住。这点也反映了朝鲜国人自视甚高的心态。
除了充当情报人员在北京打探中外虚实，朝鲜使团也肩负着对外贸易通商的任务。除了“朝贡贸易”外，还有“八包贸易”。
所谓“八包贸易”，即得到朝鲜国王赋予部分使团成员进行贸易的经济特权。一般来说每位使团“正官”可以携带“八包”价值的贸易本金(约两千两到三千两白银，随官员品级而变化)。其名称由来据说源自起初赴明使团往往使用白银，但这造成了朝鲜的白银外流，因此后来只准每人携带八包人参赴明贸易。
《大伙把茶饮》:西洋使节看沈阳
根据清政府规定，朝鲜使团只得在居住地会同馆后市进行贸易。而参与贸易的有清商，也有其他朝贡国商人。个别清商在后市贸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其中有一姓郑的商家，竟然能够长期垄断朝鲜国内的绸缎供应，且李朝王室甚至指名道姓要买他家的。
但由于朝鲜一方从事贸易的人员一心逐利，以至出现了商业欺诈的行为。对此，中国政府对此不得不多加重视，加强了对朝鲜使团的管理和监视。
华夷秩序的崩溃
虽说朝鲜对明清两朝都表现出了极为恭谨的“事大”态度，但朝鲜对清朝并不心悦诚服，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如此。李朝是怀着“再造藩邦”的感恩心态而衷心臣服于明朝的，其侍奉清朝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“畏惧”。
朝鲜当年可是大明朝的左膀右臂
大明于朝鲜有救命之恩
战场上输了，大明衣冠也是不能脱的
1627年和1636年，后金(清)为了解决后顾之忧，两次侵入朝鲜半岛，逼朝鲜与其签订城下之盟，即所谓的“丁卯胡乱”和“丙子胡乱”。这当年的蕞尔小国崛起为一强国，自然让朝鲜人有点受不了。2017年韩国上映的电影《南汉山城》讲述的便是这故事。
所以当皇太极称帝，在太庙举行典礼，群臣皆行三拜九叩之礼时，唯独朝鲜使臣宁死不从，他们表示自从出生坠地开始，就只听说过“大明天子”。
即使日后清朝成功入关统一中国，朝鲜文人笔下仍然随处可见对大明的认同心，不但私下保留使用“崇祯”年号，还一直想着“反清复明”。直到雍正年间，还有朝鲜人痛哭甲申国变一事。所以清代的朝鲜使团留下的笔记中，不把去北京的出使称之为“朝天”，而是“燕行”，前者是“朝觐天子”，后者仅仅是“去燕京走一圈”。
这种不和谐的宗藩关系持续到了19世纪中期。因江华岛事件被迫开国的朝鲜，面对西方列强和强邻日本的威胁，所能做的只有抱紧同病相怜的清朝的大腿。尽管清政府面对华夷秩序的逐渐崩溃，一直试图维持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，但内忧外困的清政府难以做出太多有效行动。
但不管怎样，朝、中两国面对日本的进一步挑衅，外交关系其实是加强了的。大名鼎鼎的袁世凯便是在此时进入朝鲜，架空了李朝国王的权力，短暂成为半岛上实质上的控制者，暂时阻止了日本的进一步渗透。
不过甲午战争后，日本终结了中朝两国长达五百年时间的宗藩关系，这也标志着东亚华夷秩序的彻底崩溃。二战后，朝鲜半岛南北分治，朝韩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各自转为平等外交，其使团的待遇，也已经远远不是数百年前那种自掏腰包、风餐露宿的状态了。
